GQ报道 当想要赢一次女性如何做事？

　　“没有老师，没有战友，没有战壕，你还是要做这件事？” “我还是要做这件事。”

　　某种程度上，这段台词很像朱虹璇过去几年的人生预言，她决定做这件事，这一路上她有了战友，有了同行者，有了对手，也组建了自己的战壕。

　　音乐响起，高光逐一照亮演员，幕布上出现了她们饰演的角色原型：顾静薇原型顾静微，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瞿健雄原型吴健雄，曾参与曼哈顿计划、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观众望向她们，她们回以观众，“献给崎路同行的你”。

　　这是三八妇女节的沪上春夜，舞台上的故事《春逝》发生在1935年的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唯一的女研究员顾静薇，迎来了后辈瞿健雄，她们在物理所共度了一年，影响了彼此的一生。

　　《春逝》的演出现场常常有“细小而排山倒海的泪意”。剧中的物理所没有女厕所，2024年的《春逝》却像一场女性共同体的聚会，入场时有女孩背包上挂着徽章，上面写着“可以找我借卫生巾”。

　　《春逝》是话剧九人的代表作之一。自2019年完成职业化转型，九人以《四张机》《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庭前》完成了“民国知识分子五部曲”。《春逝》如今一票难求，但在最初，女性物理研究员的题材非常小众，是观众用行动投票让这出小戏活了下来，“活得熠熠生辉”。

　　关于朱虹璇和话剧九人，过去大多的报道围绕她们如何创作“民国知识分子宇宙”，如何表达理想与思辨。在和这个年轻的、以女性为主的团队深入接触后，我更想去探索：一个90后的新女性，进入传统行业，成为女导演、女老板，在团队中作为更年轻一代女性的“姐姐”，她会如何做事？她怎样行使手中的权力？她的理想主义如何落地？

　　这不是一个追求变强的故事，而更关乎当她可以成为强者，她选择要什么？她的野心和愿景会往何处去？她会不会走一条不同的路？

　　“向前走，别回头！”三八妇女节那晚《春逝》的观众席发出呼喊。幕后工作人员走上台，和演员一起谢幕，朱虹璇没有露面，如同过去五年间的每一场演出，她都坐在控制室，和技术团队的伙伴们在一起。舞台监督郭爱伦告诉我，每当《春逝》演到小年夜的“粒子物理之争”，朱虹璇常常会离开控制室，去观众席看戏。

　　那场戏关乎瞿健雄的研究方向，她想要研究难度极大的粒子物理。顾静薇劝她说，环境动荡，缺乏资金和设备，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天赋不是无穷尽的，当你摸到答案的碎片，可能已垂垂老矣。

　　尽管听过很多次，朱虹璇仍会流下眼泪。某种程度上，这段台词很像她过去几年的人生预言，她决定做这件事，这一路上她有了战友，有了同行者，有了对手，也组建了自己的战壕。

　　朱虹璇精力充沛，行动力惊人。她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雷打不动地排练，10点到家，两小时处理工作会议，凌晨12点开始写剧本或其他案头工作。

　　我刚认识她时，她手上有三个剧本：九人今年的原创新戏，一个话剧改编的影视剧本，一个被委托的电影剧本，“要努力挣得一张大银幕入场券”。为了写戏，那段时间她的阅读书目和研究主题包括：二进制、周易、篮球、某小语种。过去几年，她也这么从零学习过量子物理、围棋和民国法制史。

　　从履历上来看，朱虹璇是一个被期许的标准化人生样本。16岁考上北大，是江西省文科状元。研究生毕业后，曾就职于咨询公司，滴滴、腾讯等互联网大厂战略部。人生轨迹在2019年底发生转折，她放弃高薪和社会精英的轨道，决定成为一名全职戏剧人。

　　专业转型前的九人，剧本是朱虹璇下班后写的，钱来自朋友间众筹，排练演出请年假，一年只能演几场。那时他们以社会议题切入，对新闻事件进行虚构改编。朱虹璇说，那个时期的创作凭着一股倾诉的冲动，“与其说正经做戏剧，更像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大家想要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朱虹璇当时还有另一个同好组织，一个写时事和文艺评论的公众号，编辑部以北大校友为主，身处各行各业，都想做点时代表达的事。文章发射出的同频信号，被远在澳大利亚的一位女士接收到了，朱虹璇因此结识了她人生中似“顾静薇之于瞿健雄”一般的重要战友叶紫铃。叶紫铃后来成为九人“知识分子五部曲”其中四部的联合编剧。

　　2017年，是九人从业余做戏向专业转型的关键。朱虹璇在很多场合描述过那个“决定性瞬间”。那一年，她写了一个发生在诊所的故事，舞美设计需要在台上悬挂由五千多个药瓶组成的“墙”。他们请不起舞美工厂和装台工人，就在北大找了一个地下室，剧团没日没夜地组装了两天瓶子，“在地下室里看不到太阳，舞台上也很黑，大家都在忙碌地做道具，手上被胶枪烫出了泡。经历了那四十八个小时后，我突然就觉得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出于一份爱也好，出于老朋友的情谊也好，我们站在这里用自己并不专业的技能，时间也没有用在最宝贵的地方，去完成一个不是很完美甚至比较粗糙的作品，我们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朱虹璇决定投入更多精力，去做能在商业上自给自足的专业作品。她想写一个女性题材，拉上了常常和她探讨创作的叶紫铃一起做编剧。叶紫铃是南京人，本科学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出国读书师从性别学导师，系统学习了女性主义理论，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珠三角自梳女。毕业后她做电视剧编剧，几个剧本都因“要为男性角色增添魅力”而失去自我表达的意志。

　　“制片方对男性角色更有塑造的冲动，总是让你调一调，调完了就成了女的上窜下跳，男的无限容纳了，后来就做不下去了，实在写不下去了”。叶紫铃说，那是一部漫长的血泪史。当朱虹璇主动邀请她创作女性题材时，她立刻应允。

　　但故事没有迎来转折，这个被期待商业化的作品《落梅风》，亏损了十几万。直到下一年《四张机》的出圈，九人才迎来转机。第一场只卖出三分之一的票，朱虹璇和制作人面面相觑，“完了，又是亏钱的一年”，但当晚口碑发酵，第二场人就变多了，第三场开始场场爆满，朱虹璇站在剧场后方，只剩下一句感慨，好多人啊。

　　五部曲连成宇宙，并非先行设计，完全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点点勾连起来的。在《四张机》之后，朱虹璇和叶紫铃原本要写科幻题材，摸索了几个月不着边际，后来她俩谈心，我们为什么想写科幻？后来意识到是想写科学。那科学能怎么写？叶紫铃突然想到一个人，一个女人。

　　叶紫铃介绍说，吴健雄是江苏太仓人，在赴美读博期间参与了制造的曼哈顿计划，是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长，1957年让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是吴健雄用实验证明的。叶紫铃听过这个名字，是曾在东南大学见过她的雕像。

　　朱虹璇有点气愤，拍着桌子懊恼，“我怎么会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

　　朱虹璇的反应恰恰说明了吴健雄的故事是被遮蔽的，或者说作为科学家，吴健雄并未获得男性可以得到的同等荣耀。朱虹璇找了所有关于吴健雄的资料，她对两个信息印象最深，一是，在所有他人写就的传记里都强调了父亲、丈夫、老师胡适对吴健雄的影响，母亲和女性前辈如同隐形，“一个那么杰出的女性，仿佛帮过她的都是男人”。二是，当年吴健雄并未同获诺贝尔奖，许多人为她鸣不平，但她不曾公开发表意见，只在三十年后写给友人获得诺贝尔奖的祝贺信里流露过伤感之语，“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很快，朱虹璇和叶紫铃合作完成了包括吴健雄在内的三位物理学家的故事《对称性破缺》，在疫情爆发后的演出停摆期，朱虹璇用三天时间写出了《春逝》。这个故事来自演员对人物命运的好奇，“成为物理学家前，青年时期的吴健雄是什么样”，也来自朱虹璇对历史缝隙的想象。

　　她读到，1935年秋，吴健雄进入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工作，她特意去查，发现当年中央研究院物理所还有一位女性叫顾静徽，比吴大12岁，她们的关系在史料上只有一句线年共度一年”。朱虹璇开始想象两位女科学家的相处，“整个物理所全是西装，只有两身旗袍，她是她唯一的同类，怎么可能两个人没有互动呢？历史到底是谁在书写？”

　　《春逝》中瞿健雄和顾静薇的关系常令身边人想到朱虹璇和叶紫铃。朱虹璇自律严谨，叶紫铃热情开放。她们跨国协作，只见过三四面，叶紫铃至今没有在剧场里看过自己写的戏。很多人都会诧异地问朱虹璇，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从没觉得双编剧有什么困难，可能是因为我碰到了叶紫铃。”朱虹璇说，“我像一把剑，叶紫铃是我的剑鞘”。

　　唯一的矛盾是自律与拖延。叶紫铃说，朱虹璇有极高的创造热情，以及很多创作者匮乏的自律，“我就这样来做事，这就是我做事的方法”，所以她的热情能被吸纳进框架，比如她有详细的计划表，列好关键节点，大计划套小计划，一个一个往前推。

　　所有人都会提到，朱虹璇是一个对己对人要求极高的人。九人的建组会，会制定严格的排练规则，不能迟到，无论演员名气大小，所有人必须保证两个月的完整排练时间。有演员感慨，我不是进了一个话剧团，我是进了一个公司。

　　叶紫铃敏锐地觉察，做事过程中有一种权力叫，观察的高位，一个要求严格的人，一定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压力辐射，而她的评价会变成诱惑。“通常璇会要求我1234，当开会时我们全部完成了，她会给我一个表扬。如果开会之前，我先给了璇我们需要的1234，她会给我一个极大的表扬。”叶紫铃大笑起来，“我并不觉得她在有意使用这种权力，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因为异地写作，她们惯用的方式是在文档上互相批注。没有灵感不能停，完成比完美重要，批注“这里要更好”，遇到问题，批注“亟待解决方案”。修改是把批注解决，当文档变得越来越干净，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好看。有时候朱虹璇会批注，这一段好感人，好舒服，“我写的时候没读，看了她的批注，忍不住把那一小段剧情回味了五六遍。这就是表扬的艺术！”

　　当然达不到标准，挫败感也更强，小十岁的朱虹璇会用她满含笑意的语气，毫不留情地指出来，“紫铃啊，我们不能这样啊，我们怎么能这样做事呢？”

　　合作六年，叶紫铃觉得朱虹璇进步神奇，早期创作主题先行，感情戏不够细腻，到了《春逝》已经不着痕迹，“复盘和自省对她来说是一种工作方法。她可以不带任何情绪地做复盘，她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基于深度地对自身短板的理解之上。”

　　今年三月，我跟访了九人新戏《原则》的排练经过。复盘被作为常规工作方式，每一场排练，都有详细的排练日志，结束后以文档的形式发送至每一位演员；每一次剧场彩排，朱虹璇都会在手机备忘录写要点，所有工种在舞台上汇集，围着瘦小的她一一确认。她的权威并不倚赖声调和眼神，她再次用满含笑意的语气，毫不留情地指出问题。

　　直至今日，叶紫铃没有拿过九人一笔编剧费。最重要的原因是“九人穷”，早期亏损，商业化后遭遇三年疫情，演出停滞，团队颠沛流离。远在异国他乡的她生出不在场的愧疚，朱虹璇转来的钱，都被她捐赠回去了，“在你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团队里，你写的故事被她们搬上舞台，还能听到观众反馈，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奖赏。”

　　但朱虹璇没有忘记。今年年初，她在一个外部项目中，为叶紫铃争取了可观的创作费用，订立了严苛的创作保护条款，且确保了独立署名权，她希望叶紫铃当年被辜负的，如今都能得到。

　　在创作者中，朱虹璇是“很会上班”的那类人，从咨询公司到互联网大厂，她经过完备的职场训练。她曾说，我不是文艺青年，只是有点文化，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做事。

　　“不会”很少会成为朱虹璇的障碍。她的观念是，既然要出来干事情，干着干着就学了。2018年，九人职业化转型的《落梅风》是朱虹璇第一次当导演，先看工具书，再多出去看戏。灯位不认识，图纸不会看，自己查，找老师挨个问。不久灯位图会看了，后来会画了，现在会安装了。

　　创作不难，技术也不难，困难的是非科班出身的年轻女性跻身传统行业，无法天然获得导演尊严和权威。在《四张机》获得市场认可之后，仍有男演员在排练时执着地称呼朱虹璇为“丫头”。对方稍有资历，年龄只大了三四岁，但他可以顺滑地说：“丫头，这里戏不对。丫头，这个走位我不想试。”朱虹璇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是怔住的，也是胆怯的，她做出了妥协，“我明知道他不对，但我没有纠正，因为当时我首先想的是导演要考虑演员的舒适度”。

　　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扮演强势，说话斩钉截铁，对待错误疾言厉色，“好像非如此不像一个导演”，那是一种模仿行为，模仿行业里最主流的导演面貌，而主流的通常是男性。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靠做事。随着团队安全感越来越强，作品释放出的同频信号越发强烈，朱虹璇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互信相托的人，做事方法也变得更有弹性。

　　比如更直接的沟通。去年，她邀约了一位资深演员，比朱虹璇大十多岁，是戏剧界前辈，本身也做导演。第一次邀约，朱虹璇先打了个电话，“我非常希望邀请您来演这部戏，可是我也想把一些话说在前面，我很尊重您，但一旦进了排练厅，我不会有后辈意识，我们需要的是导演中心制，演员听导演指挥。我先跟您说清楚，如果您觉得没问题，我非常欢迎您加入”。对方利落地回复她，“你放心，我一定听导演指挥。”他们合作得很愉快。

　　“把规则说清楚，是一块试金石。如果对方被激怒或者被冒犯，年纪轻轻的女导演怎么敢和我说导演中心制？我会说，好的，我们可能不是很适合合作，下次再聊。”朱虹璇说。至于当年那位喊“丫头”的男演员，早已从朱虹璇的视野里消失了。

　　女导演冒头，也会遭受更多非议。这两年坊间传闻不断，说她的背后一定有哪些大人物。那是出于隐秘的女性不配得的心理机制：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导演可以取得这样的市场成绩，挣得比我多，口碑比我好，作品还更有影响力？那一定不是因为她能力强，而是她有后台加持。

　　最早朱虹璇总想自证清白，后来她发现这是一种加之于女性的道德负累，“我已经不辟谣了，他们就这么相信也挺好的。”朱虹璇说。那天我们见面，她刚看完《沙丘2》，“你会发现故事里的男性一直很擅长利用propaganda（宣传权威），而当女性背上这个东西，就会过意不去，但它或许可以使得想在背后给你使绊子的人畏惧你。”

　　要改变行业中女性的处境，还是靠做事。这几年戏剧行业最突出的变化是，综艺介入，音乐剧市场红火，一些男演员走红，片酬更高，机会也更多。朱虹璇发现，同样的戏份和番位，女演员的薪酬预期总是更低，这是过往经验使然，“她们不敢要”，剧组通常会根据演员的心理价位去定价。但九人会尽力把女演员的薪酬提上去，实现同工同酬。

　　今年和香港话剧团合作的新戏《原则》，朱虹璇对饰演学生的年轻演员启用了双卡设置，两个角色由四位演员轮流饰演，这样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靠舞台养活自己的可能就大一些。而女女、女男、男男、男女的不同组合搭配，也是一场创作上的性别实验。当校长、学生会主席这样的掌权者是女性，观众的感受会有所不同吗？

　　有戏剧导演告诉我，行业里流行一种创作惯性，女性观众是市场主体，吸引她们要靠男色，炒男男CP，“但朱虹璇用事实告诉你，两个女孩子的戏也很受观众的欢迎。”

　　朱虹璇很少说狠话，但有一次排练完我们一起回家，聊到在《春逝》中饰演顾静薇的王小欢，她突然转过身，看着我，“我一定要活到像王小欢这样的女演员被所有人知道的那天，我死也要让她成为戏剧行业的中流砥柱。在她被更多人知道之前，我是不会退出这个行业的。”

　　传统的缪斯是男性想象的投射，朱虹璇在创造女性视角下的新缪斯。五部曲收官之作《庭前》刻画了民国第一位执业女律师，创作灵感一部分来自朱虹璇从王小欢身上看到的力量。王小欢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没有投身影视或者短剧热潮，多年来专注于舞台一隅，但近几年她总感觉身后有个倒计时，话剧舞台正在变得年轻化、偶像化，40岁以上的女性角色少之又少。她与同为演员的张巍聊到过这一担忧，张巍则在某一天随口跟朱虹璇提起。

　　朱虹璇给王小欢发信息，“有些规则和魔咒是需要打破的，打破的人多了，就没有40岁这道槛了。你要去做打破它的人，我也是。我们一起去破掉好不好？”

　　王小欢有着好演员的敏感特质，和她面对面坐着，会发现她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像盈着泪，她的语言和肢体都在释放强烈的感性，而表演就是把这份脆弱袒露给观众，“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刻，总是被她敏锐地捕捉到。”王小欢说。

　　我在九人的现场感受到太多她特有的目光。《春逝》复排，朱虹璇会抠，男性角色打量女性角色的目光范围，他应该怎么看她；登上舞台，她会从各个角度检查第一排视角是否会让穿旗袍的女演员有走光风险；演员SD（Stage Door，从音乐剧发展而来的剧院文化，演出结束后，观众可以在后台入口排队，与演员签字互动），她总是第一时间嘱咐工作人员，演员有没有穿上外套，有没有带上暖宝宝。

　　过去一年，九人作为民营剧团，跻身行业头部，但在一些高校座谈会上，有的男教授依然用权力上位者的姿态俯视她，“我可以为你们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你们女编剧女导演，不要老写女性题材迎合市场，也可以考虑多写男性戏，这样才能证明你真正的实力”。

　　那一次，朱虹璇时隔很久发了条微博，她写道，“我不同意。不说有诸多反例可举，只一点，如果为了自证‘实力’或‘清白’，而从此忽略内心真实喷薄的感受，无视发生在眼下和身边的困楚，转投门庭，我无疑落入了那个交出叙事权的陷阱。”

　　朱虹璇曾对我说，只有把事情尽力做到极致，才能挣得机会，才能开拓更多女性做事的空间。作为公司创始人，剧团核心，团队中的“姐姐”，朱虹璇也更愿意把机会给到年轻女孩，并引导她们一起往前走。

　　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九人制作人夏提，94年生人，北京交通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舞台监督郭爱伦，97年生人，北京大学构造地貌方向研究生，长期在户外考察，和岩石圈打交道；宣传负责人高羽茹，00后，北京电影学院动漫策划专业毕业。

　　夏提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与其说是对舞台的热爱，不如说是对自我成长的追求让她来到九人，“我想要上升的机会，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引领着我不停往前走”。

　　夏提是九人的002号员工，最早进入九人是为陪闺蜜、饰演瞿健雄的演员路雯来排练。2021年辞职加入后，朱虹璇买了块白板，准备了PPT，约好一天时间，给夏提上了小十次商业分析课程。朱虹璇曾经的职场训练得到了运用，一位制作人的技能模块，可拆解为商务运营、宣发推广、团队管理、战略规划四个方向，成长路径是从水手到大副，最后到船长。这张成长路线图，夏提存在手机和电脑里，时不时拿出来对照看看，走到了哪一步。

　　朱虹璇说，夏提有一股永不服输的劲，在成为制作人之前，她做过剧团的各类工种，“她提出尝试，因为她很在意事业上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她不是来陪姐妹玩的，她主见拎得特别清楚。”

　　这一点在我和夏提的几次对话中，感受尤为强烈。她所有的焦虑和苦恼，都围绕自身能力的成长。同事称呼夏提为“夏老师”，因为她像定海神针一般稳，就连最近确诊甲状腺癌准备手术期间也没太大情绪波动。但在早期接过制作人这一职位时，因为吃力，她在排练厅崩溃过，她对朱虹璇说，“你不要因为我们承诺过要一起做事而张不了口，如果我不合适，我希望你坦率地告诉我。但我绝不会放弃，我可以先退到合适的位置，再长长本事。”

　　她们一起走过艰难的阶段，如今都被夏提用“浪漫时刻”来描述。比如每一次朱虹璇对她说“我相信你可以”的时刻；做年度计划，咖啡厅打烊，她们坐在门口畅想未来的时刻。在过去，夏提会开玩笑说，朱虹璇如果是异性，完全是她的理想型，现在她会说，“不对，她是我想要成为的人。她很强韧，她是我要强的姐姐。”

　　夏提观察，这一年多朱虹璇变得轻松了，因为大家能力上来了，保护她的人越来越多，她不用自己出面解决很多事情，“我们是互相给到后背的。我肯定在赶的路上，但是哪怕是错开，也在努力肩并肩往前走。崎路同行，难道还不够浪漫了么？”

　　在戏剧界，朱虹璇和温方伊被称为“南温北朱”。她们一位来自北大，一位出自南大，同为90后女编剧，成名作都是“三个文人吵架戏”，很多活动会安排她们做对谈，观众也把话剧九人的作品与《蒋公的面子》作为评价的对照组。

　　今年四月，《蒋公的面子》演到了500场，这部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是温方伊的大三期末作业。至今当演职人员在谢幕式上介绍这一信息时，都有观众在台下发出惊呼。她们常被打趣，温方伊是“90后天才女编剧”，朱虹璇是“多年前我曾拜读过你的高考满分作文”。

　　两人被外界视为对手，但她们之间毫无罅隙，还会互转“拉踩”评论。她们通过作品发现对方，识别出同类气息，结下了“天才女友”式的情谊。

　　2019年，温方伊在大麦上看到《四张机》的宣传信息，“看了一下简介感觉挺像《蒋公的面子》，首演观众反馈也不错”，她立即买了一张去北京的高铁票。

　　“到那儿被她们震撼到了，在北京一个破烂剧场里，居然首轮演出做了戏剧周边，场刊是一份叫‘北京大学日刊’的报纸，四个版面文字齐全。演出前三遍观演须知，是戏里三个教授以各自不同的口吻录制的。我心想，哇，这是一个什么团体？！一定要认识认识。”温方伊说。

　　在朱虹璇的记忆里，演出结束后，工作人员找到她，说有个观众在那边等你。她走过去，看见一个背着双肩包、穿T恤牛仔裤的年轻姑娘。对方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温方伊。”

　　朱虹璇让我设想这个情景，“她作为一个已经出名的、手里有强硬作品的编剧，抱着对一个剧目的好奇心，自己买了票，而不是按照行业习俗要票，还留下等了我半小时，回去后在朋友圈连发好几条安利。《四张机》那时候没有任何名气，又是同类型的戏，没看过的人甚至会说我们抄袭《蒋公》，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丝毫规避，大力给我们做广告。”

　　随着《四张机》被市场接纳，2019年年底，朱虹璇正式辞职，开始筹备九人的首次全国巡演。她毫无经验，给加上微信不久的温方伊发信息，“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巡演应该怎么做，如果不方便也没有关系。”

　　温方伊迅速拉上《蒋公》的制作人和朱虹璇开了一个电话会，从报价、成本分摊、剧院合作，到各地市场分析、《蒋公》巡演踩过的坑，事无巨细地摊开分享，“恨不得把他们家帐本都给我们了，就是到这种程度。”朱虹璇说。

　　和朱虹璇的高产不同，《蒋公》是温方伊唯一一部原创作品。很长时间里，“出道即巅峰”的高起点让她害怕第二部“砸掉”。《蒋公》早期巡演，温方伊全程跟组，偶尔演剧中的时太太，同时担任舞台监督工作，她笑称是对她内向性格的折磨。后来她没有选择成为导演或制作人，而是读博，留校任教。大学老师职业体面，福利不错，“万一哪天写不出来了，好歹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在四月樱花绽放的南京见面时，温方伊风尘仆仆地赶来，谈起很多事情都有一种间离心。双胞胎儿子三岁了，母职是沉重的负担，哄孩子睡觉她会用精神胜利法，“现场有很多婴儿都已经被我哄睡了，这是最后一个，只要把他搞定，我就大获全胜；他的手和脚都被哄睡了，就剩下大脑”。母职也变成做事的动力，“我属于没有人推动，就对自己特别不负责任的人。有了小孩之后会觉得，要写剧本养活他们，终于有人推我一把了。”

　　关于朱虹璇和话剧九人，温方伊发出最多的感叹是“震撼”，“无论是创作的密度还是质量，服务水平还是观众黏性，都在戏剧界非常少见。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演出经理人，他评价说，九人是在用互联网思维做剧团啊。”温方伊开玩笑，“他们很多服务项目都是其他剧团没有的，九人把整个戏剧界服务水平的档次给拉高了，弄得我们很紧张，因为观众被他们养刁了。”

　　这些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每场演出都公开票版和卡司，不可先开高价再开低价，演员阵容如有变动，提前通知观众并同步开启退票通道；前期独立勘场，对有视角遮挡的座位进行锁票；演出结束后，在剧场前厅进行演员SD与观众互动......这需要破除大量传统，甚至触动商业利益，很多时候需要死磕。

　　温方伊说，九人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她们的公众号会定期且频繁地推送，像媒体一样做内容策划，演前提示细致到路线和剧院温度，演出结束后，为观众面对面建群，每个群里都有朱虹璇。温方伊感慨，“他们是精力很旺盛的剧团，他们甚至在跨年的时候办了台晚会，向观众直播，当时我想这得麻烦死了，但九人会干这种事情。”

　　业界对九人的评价还有一种声音是业余——校园剧团，非科班出身，非职业演员。科班出身的温方伊对此很不屑：“有多少所谓职业的，票房比他们好呢？市场比他们好呢？”

　　温方伊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舞台剧写作，她从学院派角度看《四张机》，能够明显看出“这是一个没怎么接受过戏剧训练的人写的戏”。她曾写过一篇剧评，标题叫“编剧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四张机》的故事来源于一则北大野史，1917年胡适和蔡元培破格录取了一名国文满分、数学零分的考生（已被考生后人辟谣）。《四张机》将之挪至1919年五四运动当夜，并扩展成三位教授、四篇作文之间的争辩，探讨了教育公平、知识分子职责、女性地位等话题。

　　温方伊说，从戏剧理论看，这个故事有两个致命缺陷：三位教授观点固定，没有转变契机；人物关系只有观点冲突，没有命运纠葛。与她写作《蒋公》时的困境类似，二者都是没有情节目标、很难落幕的作品。你不能写《四张机》里三位教授最终录取了谁，《蒋公》中三位教授究竟有没有赴宴，因为论辩一旦得出明确结论，就偏离了创作目的。

　　后来温方伊问朱虹璇：“这个戏很难落幕，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朱虹璇惊惶：“我好希望当年有人和我说这个戏没有办法落幕啊！”

　　非科班有非科班的无畏自由。温方伊在那篇剧评结尾写道，“以这一题材的难度，专业编剧也不一定能在技法上做得更好......通过作品与观众一起探讨社会议题，那种莽撞赤诚的青年志气，是戏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女性创作者，这些年她们都在成长。在《蒋公》中，“时太太”一角最早只为推动情节，后来形象丰满，她短暂的出场揭示了男性文人的傲慢。前几年开始，有观众问，时太太的姓名是什么？现在《蒋公》的场刊上会明确写着，她叫景园。

　　温方伊很喜欢朱虹璇笔下的顾静薇，在她身上能看到女性对自身困境的超越，“她一方面沉浸于相亲焦虑又兴奋的气氛里，一方面她又可以把男人当做笑话来讲”。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双枰记》里那位唱大鼓的女士邵玉筝，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谈话里，邵女士出现了四次。

　　最早的版本里，邵玉筝是一位大鼓大师，自己带徒弟。在升级后的2.0版本里，朱虹璇把她改成了学徒，“这个角色更可爱了！她明明是一个算命天才，但非要唱大鼓。虽然唱得不行，像个街头艺人一样，就是要唱。”温方伊说。

　　朱虹璇经常在巡演中对剧本和表演进行迭代升级。《四张机》里盛气凌人的姨太太，会在二稿中成为陪女学生走夜路的人，“她这样思想不进步的人，也知道要保护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坚持独身的邵玉筝也不必成为大师，才有追随自身心意的合法性。

　　“一个人并不需要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才能选择独身。事业上干得不咋地，我也可以独身，干自己想干的事。”朱虹璇说，“我们成长一点，就改一点。作品是流动的，人也是流动的，人比戏重要。戏是为了传递精神影响人，当我们被感召的思想在变化，戏也应该跟着一起变化。”

　　考题让饰演顾静薇的王小欢都感到惊讶，“我有一天在排练厅突然发现了一张卷子，闭卷考试，其中一道题目是，请问顾老师的包里有什么。”这个小小的例证很能说明九人团队的另一特点，他们相信“九人宇宙”的存在，生活与戏剧互文。

　　比如九人办公室有一个“玖影照相馆”的招牌，陈列的是剧照。拍摄《庭前》郎世飖和尤胜男结婚照那天，乌镇大雪纷飞，剧组摄影师对司机说，今天有人结婚，塞给对方一把糖。顾静薇那一沓相亲照片，每一张都是剧组里的真人，物理所办公桌上的实验报告，封面按照当年的制式，里面写着真实的实验记录，观众完全注意不到的护手霜，重新做了标签，是民国流行的双妹牌。九人宣传组的工作群叫“《哲学史大纲下卷》编辑部”，因为“民国宇宙”中有一个角色叫卢泊安，他的《哲学史大纲》只写完了上半卷。九人的社交媒体，会记得这些角色人生的关键节点。他们乐此不疲地活在这个“同人世界”里，谈论起来仿佛是聊一位家人，一位朋友。

　　我问朱虹璇，九人是你待过的最温暖的集体吗？她说，她每次这么想，会很快进入到警醒。“我觉得它温暖舒适，是不是因为我是权力的中心？是不是领导都觉得待着挺爽？团队里其他人会同样感到温暖舒适吗？……但如果问我的真实感觉，那肯定是温暖的。”

　　朱虹璇在充满暴力和争吵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逃离是从小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带刺的藤条藏在冰箱上面，打在背上伤口不易发现。被发现偷看课外书，会被罚跪不准吃饭。朱虹璇5岁上小学，奥数卷子仿佛永远做不完。她向我描述过一个悲伤的画面，有一天她写完了卷子很开心，走出卧室看到妈妈刚洗完头，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吹头发，那一幕很美很温暖。孩子本能的依恋被唤起，她跑过去：“妈妈，你的头发好香”。话音刚落，妈妈的巴掌打了过来：“卷子做完了吗？”

　　长大后，同为女性的命运联结，让她对母亲产生了更多理解。母亲将婚姻中的痛苦转化为对女儿的期待，朱虹璇从小目睹她的软弱保守，承担她的严苛，也咀嚼她的痛苦，怒其不争，更哀其不幸。变强，成为母女俩的一剂止痛药。

　　当我问及她的父亲——这个家庭中最不应隐身的存在，她笑了笑，有点无奈：“他生了重病。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说一个病人的不是。这是做子女的承担。”

　　一些故事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很难从朱虹璇身上看到原生家庭留下的伤痕，她似乎把自己重新养育了一遍。我接触的她乐观开朗，写出的人物有着干净、光明的底色。顺遂长大的温方伊说，她很小就破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滤镜，但在朱虹璇的笔下，理想主义永不落幕。

　　朱虹璇的闺蜜、九人的制作人任慧岩说，朱虹璇的性格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立，要靠自己，为自己挣一片天地；二是不安全感，一边上班一边坚持不懈地写剧本，一年又一年地进步，这总被概括为自律，但如此强大的自驱，除了热爱，也有内在的恐惧。

　　不安全感在朱虹璇的私人生活里是“显性”的。小时候，妈妈不断灌输“为了养活你，我才不能离婚”，女性的经济独立从此被她列为铁律，毕业后选择咨询公司是“因为这是一份高薪的工作”，要付得起房租同时能给妈妈打钱；辞职做戏剧，不是热血的冒险，而是在有了积蓄、有了输掉比赛的资本后才上了牌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她也会提醒自己做好心理预期，不可过度依赖。

　　或许是出于相近的成长背景，我理解朱虹璇写进骨子里的要强，不是要打败某个人，挣得脸面或名利，而是当没有什么可凭借，又没有什么去兜底，要强会近乎生存本能，做好一件事会成为最大的快乐来源。她写的女性人物总会自我呼告，“我是我自己生命和灵魂唯一合法的主人”，“一个有学识有胆魄的女人，被所谓爱情五花大绑在家庭里，这是一种犯罪”。

　　朱虹璇说，她的人格是从16岁之后开始建立的，在此之前她没有选择，“没有做过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没有独立的想法，没有自己选择的知己。”

　　进入北大后，她有了全新的命运，她上很多课，打辩论，做社团，那个时期的北大“不以成绩为导向，更在意你的头顶上有没有星空”。她也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四位，他们在未名湖畔结拜，称呼对方父母为爸爸妈妈。她第一次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与血缘无关，与成绩无关，“朋辈关系是可以取代原生家庭的，他们是我千挑万选的家人，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任慧岩是她的学妹，从进辩论队那天起喊朱虹璇“师父”，她们一起做事，直到今天。

　　和朱虹璇一起创作的叶紫铃也是如此，“在我们的关系里，总是她成全我多一点，我好希望我成为她生命里的锚点，不管发生什么，她知道我一直都在那里。”叶紫铃告诉我。

　　朱虹璇常常把郭爱伦挂在嘴边，以此说明非科班不是问题，“一个北大学地理的，现在是我们的技术总监”，也说明性别不是界限，“谁说舞台是一个属于男性的行业，我们女生学挺好的呀”。长期和装台工人打交道，郭爱伦总会收到打量的眼神，“怎么派一个小姑娘过来指挥”。

　　第一次聊起郭爱伦，朱虹璇落了泪。2021年，九人“十年之约”即将达成之际，是朱虹璇最纠结要不要继续的时间节点，当年的承诺已经完成，此刻没有钱，没有资源，因为疫情演出断断续续，创作又陷入自我怀疑。她见到团队里的年轻人，会问上一句，“你还会考虑毕业以后专职做戏剧吗？”

　　郭爱伦说，“考虑，如果九人需要，我毕业以后来九人工作。”朱虹璇下意识地追问，“你爸妈能同意么？”郭爱伦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们应该会同意吧。”很久之后，朱虹璇才知道那份沉默意味着什么，郭爱伦的父母在她大学时期去世了。

　　朱虹璇很喜欢用《哈利波特》来比喻，在她眼里，郭爱伦是赫奇帕奇学院的学生。她安静、努力，不说漂亮话，但有极强的职业荣誉感，“她不是打份工，接个活，她真的很守护演员，很在意观众的感受，她把一出戏的荣辱视为自己的荣辱。她也许不是那个最出风头、呼风唤雨的骑士，但她是你愿以性命相托的、最强的战士。”

　　郭爱伦也得到了类似“水手-大副-船长”的职业文档。2022年，掌握灯光、音响、与人沟通协作等技术和专业能力，成为一名大舞监；2023年是团队管理，要学会怎么带好舞监团队；今年，她的目标是团队培养，带出更多合格的大舞监。角色更换后，她意识到这不比工作简单，朱虹璇默默承担了很多，她不仅需要给出实操建议，还得考虑怎么及时消除对方的挫败感。

　　“她为我做的事情，一般不会告诉我，但是我能在某一些瞬间感受到。”郭爱伦说。

　　郭爱伦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2023年9月，《庭前》上海首演那天，她拆完台回到酒店房间，第二天一早需要出发的朱虹璇已经睡了，她给郭爱伦留了一张纸条：

　　“能能，你还记得去年我们《对破》首演前的兵荒马乱吗？回头一看，有些感慨，今年的《庭前》难度上简直是几个《对破》，但它居然这样稳稳地结束了。能能真棒！哇，好开心啊！

　　朱虹璇常对外介绍，话剧九人有三个关键词：十年、三无、双打。十年，是2012年从高校学生社团起家的老九人在毕业前夕的酒局约定，连演十年，友情不散；三无，是无官方背景，无流量加持，无商业赞助的民营个体户；双打，是九人由职业戏剧人、非职业人员、志愿者组成，是非职业加职业的双打模式。

　　首先，戏剧成为她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偶然。了解朱虹璇的朋友都会提到，戏剧不是朱虹璇的天选职业，也不是她的终身理想，如果有一天九人不做戏剧了，那一定是他们找到了更适合的表达方式。

　　故事的起点类似“陪朋友参加艺考”。2012年，朱虹璇的朋友报名参加北大剧星风采大赛，拉她一起写剧本。他们把经典电影《十二怒汉》改编为40分钟、9个陪审员的话剧作品。这个名为《九人》的戏，以初赛第一晋级，在复赛中输给了那一年的冠军。

　　吃散伙饭时，想到即将毕业，有人提出，“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扮演的是三十多岁的角色，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哀乐中年，正好是剧里人物的年龄。”

　　这件事在头几年并不困难，几个朋友为爱发电，凑凑时间和费用，就像业余时间组织兴趣小组。事情变得艰难是在2019年底，朱虹璇辞职不到一个月，疫情爆发，全国演出场所纷纷关停，《四张机》的全国巡演一个接一个地取消。公共讨论中，朋友因观点立场不同分道扬镳，戏剧变得遥远又奢侈，朱虹璇不可避免地陷入抑郁情绪，那时她几乎决定放弃了。

　　2021年年初，噩耗传来，当年和她一起参加“北大剧星风采大赛”、订下“十年之约”的好朋友范轶然在芝加哥连环枪击案中遇害。范轶然正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发生时，他正在停车场停车。

　　范轶然是“九人”最早的导演，剧团的灵魂人物。他从高中就喜欢戏剧，读博期间仍在排戏，“我20多岁才第一次接触戏剧，而他是真正热爱戏剧的那个人，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做下去了。”朱虹璇说，这令她感到强烈的“幸存者愧疚”。

　　她去看望范轶然的父母，失去独子，老人的生活和精神都失去了支撑。他们问朱虹璇，我们老两口存的钱没有地方用了，现在剧团演出这么难是否需要钱？她拒绝了。那个阶段，朱虹璇很想浸泡在痛苦里，生活越艰难，她越感到诡异的平衡，“好像在弥补某种罪行，当我感到我在受苦，活着就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了。”

　　那一年，朱虹璇写了《双枰记》，故事是《四张机》的续篇，当知识分子人到中年，书生意气皆已蜕去，他们因为政治理念或者学术理念不同，分道扬镳，也有故人悄然逝去。

　　九人每一出剧目都有一句“献给”。《双枰记》的那句是，献给故人。从首演那天起，九人之后所有演出，都会为范轶然留一个座位。每隔一段时间，夏提就递给朱虹璇一沓票，三年了，那个票夹像层层写满的日记本。九人的戏，也成为范轶然父母的精神寄托，儿子喜欢过的事情，参与过的剧团，他们一直都看着，仿佛与他同在。

　　当时整理范轶然的照片和影像资料时，朱虹璇发现了一个很多年前的音频采访，采访中范轶然半开玩笑地说，等到2021年“十年之约”完成的那一天，如果我能回国，我一定要来看演出。如果我回不了，希望你们能做一个全球直播，这样我远在美国也能看见。2021年中秋节，九人十周年大会做了全球直播。（注：九人剧团按照作品标记年限，2012年成立且有了第一部作品，标记为一年）。

　　“发现那个音频的那一天，我们决定不计代价地做全球直播。第二年清明节我们又做了一次线上直播演出。很多观众很意外，以为我们心血来潮，其实都是为了他。”

　　经过去年的市场复苏，九人剧团表现出“走出一条不同道路”的决心。剧团成员构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有较为成熟的职场背景，经过专业训练，有商业素养；一类是一边读书一边兼职，或者是毕业后，年轻，有审美，喜欢尝试新事物新玩法，组织形式更平等灵活。

　　九人下一个目标是建立system success（系统性成功），打造一个健康运转的生态，不必仰赖灵魂人物带头，不必依靠成员的熟人情感，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和清晰的远见，组织有制衡的机制，问题可以量化并复盘。过去出于品控的要求，朱虹璇每场演出都全程在场，今年她希望团队具备独立演出的能力，成熟剧目可以双城上演。

　　“我不会对每部戏都抱持大获成功的预期，有高有低很正常，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组织，在真诚而有力量地做戏这件事上找到方法。它会比我的生命更长久。”朱虹璇说。

　　九人的008号员工，是今年5月加入的江信文。他是朱虹璇在互联网大厂的同桌，能一眼瞥见朱虹璇电脑屏幕上的剧本文档，那时他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几年，他做到了大厂战投总监。2016年，他以朋友身份前来帮忙，2019年，九人商业化后，江信文以出品人身份，参与公司治理，负责财税法。疫情中两年，他做的最多的事，是偷偷往里垫钱，年底再给自己结算。去年，公司扭亏为盈，今年，他全职加入，目标是搭建更为专业的商业运营体系。

　　早在九人十周年大会那个夜晚，江信文就表达了想要加入，他给朱虹璇发微信，“我听到你下午说的话了，我只想告诉你，任何时候你有需要，I am in.”

　　去年，他们去香港出差，江信文再次提出加入。朱虹璇知道，以他的专业方向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戏剧这条赛道是一个“bad game”。作为一名投资人，他没有必要把机遇、时间和钱花在一匹一定会输的马上。戏剧无法像互联网那样规模化，它可以从1到10，但无法从1到100。朱虹璇问了好多遍：“你确定这是你要选的赛道吗？这是一个right deal吗？你要放弃优厚稳定的收入做一件看起来小而美，但风险极高的事情吗？”

　　江信文回：“我确定。”朱虹璇再问：“你图什么呢？”“social impact（社会影响力）”，江信文说。

　　后来我见到江信文，典型的商业精英形象，崇尚理性，说话逻辑性极强，仿佛在做商业报告，对市场数据精准引用，战略分析头头是道。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用投资回报的视角看待这件事，“我坚信的是虹璇这个人。本质上她需要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即使不是以话剧这个载体，她也找到其他方式继续做，这件事不会停。从我认识她，我就知道这个事不会只做十年。”

　　从他的视角看，在戏剧行业，九人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对内，九人采用互联网的“中台”方式，把每一出剧目当做产品运营；对外，他们想实现生态突破，每年有五部左右的成熟剧目自循环滚动，探索自有IP的可能性，引入外部合作，尝试孵化青年剧团。

　　“九人已经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婴儿期，至少到了小学生阶段，它已经能走路了，开始有自己进化的能力，但她最后能不能考上大学，得看我们后面的造化。”江信文说。

　　这一切，都以创作为前提。每年九月，九人都有新戏上演。朱虹璇可以在混乱的情境下进入写作状态，比如剧院后台，比如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下一部作品的剧本，她已经完成，这部名为《翻山海》的新戏，灵感来源于两江女子学校篮球队在1930年代出征日本，进行友谊赛、九战六胜的真实历史。这是她为写作《庭前》查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料时看到的一则短讯。

　　朱虹璇在创作阐释中写道，“我最关心的并不是她们的胜利。我好奇的是，她们如何找到彼此，如何发展自己，人难道生来就有开天辟地的勇气吗？光有勇气也远远不够，环境无疑是复杂苛刻的，在她们得到那次胜利之前，靠什么挺过一重又一重的骇浪？最初那么弱小的、不被看好的她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之所以一开始认为做这部戏是一个傻念头，一方面是因为热血中总是难免有傻气，这部剧很显然比我们写过的任何一部都要更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非常现实的原因，运动题材在戏剧舞台上实在是太少见了，尤其是女子运动。我们又是一个以文人戏被观众知晓的剧团，大部分演员温文纤细，从未有类似尝试，底气从何而来......可我的女士们想做这件事。”

　　朱虹璇问过的女演员们，无一例外地对这个故事表现出强烈兴趣，“大家前所未有地在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要攻克这个难题，要奔赴这段旅程。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珍稀了。一百年前的那支女子篮球队，难道是知道自己会赢才踏出第一步的吗？”

　　这次，她想尝试不一样的视角。在过去，她写的是高知女性，陈慧茹是老师，顾静薇是物理学家，尤胜男是职业律师，她们可以为自己说话，人们天然对职业身份有崇敬。可如果是二十出头、两手空空的女孩呢？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知识分子光环，她们如何面对社会对她们的看法呢？

　　今年春节过后，六位女演员已开始训练，打篮球，做俯卧撑，练力量，夏天，她们将投入排练。五月底，我和朱虹璇见面，她向我谈及新戏进展，这段时间她和演员一起每天训练打卡，小臂长出了坚实的肌肉。而故事内里，“这出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了新的意义”。

　　一周前，为了避免运动带来意外损伤，朱虹璇提醒演员们去做全身体检，结果出来，六个女演员中四个都有自己未发现的旧疾。其中路雯和王小欢需要手术，且王小欢的手术时间很可能在原定的排练周期里。为保证她的术后休息，建组排练时间需要集体提前一个月。当朱虹璇征询其他人的时间，所有人毫不犹豫地表示“我可以”，路雯回复的是《翻山海》中王小欢的一句台词：“我们是一个团队”。

　　“《翻山海》与我过去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团队作战的故事。”朱虹璇说，长久以来她有个困惑，“为什么总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太乌托邦了？可这就是我的人生。我身边这些人，一个一个进入我的生命里，就是这样的故事啊。”

　　未来五年计划里，九人希望在北京有自己的剧场。我采访的每位成员都提到了它。郭爱伦想的是如何装修它，不用太大，但要追求最好的视听体验；朱虹璇想的是，有了剧场就有更多的空间去帮助其他小剧团，也可以让团队里的女性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她们想要孩子，我希望她们不要担心因此失去巡演的工作，她们可以驻扎在北京”；刚当了妈妈的任慧岩想的是，她的孩子可以在剧场里长大了。最终，她们有了战友，有了新的家人，也会努力挖出一条战壕。

　　只要不停做事，新的想法就会出现，新的使命就会到达，像是自动勾连的宇宙。《翻山海》的团队叙事启发了朱虹璇，她要在现实里联结更多的女性创作者，明年的新作已从这里萌芽。

　　最近，朱虹璇在写《翻山海》的主题歌，她想写一首鼓舞性的，属于女人的歌，但每当她豪情万丈时，脑子里最先蹦出的词总是非常受限。

　　那天，我们再次聊到了女性叙事中的“赢一次”，“赢”这个字眼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过很多次，我们不再避讳它的锋利，强势，不讨好，可以不带犹疑地说出口。赢显得不够松弛，太过要强，但在更大的文化层面，这是一场争夺战，“为了赢，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没办法，你不上，我不上，谁上？我们会努力，直到我们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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