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一辈革命家是如何严管身边人的

　　纵览知行百家、采撷学苑精华，探索辅弼之道，导引秘书生涯。秘书工作的平凡平淡，有我们相伴；秘书生活的甜辣酸辛，有我们分担；秘书探索的艰难困惑，有我们照亮；秘书生涯的精彩点滴，有我们喝彩！

　　1944年，在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后，为李自成的失败唏嘘不已：“实则自秦国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一个含辛茹苦、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就糟蹋殆尽，线天’。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胆寒，这种‘错误’谁犯得起？”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不要滋长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新中国成立后，三令五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因贪欲而胆大包天。在身边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

　　对于这些不正之风，心情十分沉重，把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叫回来，神情严肃地说：“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风！”整风在的强力部署下，自上而下进行。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认识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在看到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材料后，很少发脾气的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按照的要求，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又拿出自己的稿费，指示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予以退回。

　　从此，身边的工作人员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从北京到杭州，到上海，乘坐的都是总理的专机，为此机舱里配备了档次很高的招待用品。尼克松离开上海去日本，周恩来返回北京，途中，他对杨德中（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张瑞霭（专机机长）说：“飞机上的东西，我们谁都不能拿，不能慷国家之慨。”“那自然，那自然。”杨德中边点头边回答。周恩来又看着张瑞霭：“你张瑞霭也不能慷国家之慨。”张瑞霭也忙表态：“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办。”

　　周恩来还经常用自己的钱补公事的花销。有次宴会设在北京饭店，席间秘书报来一份急件。没等宴会结束，周恩来就在饭店要了一间客房，批阅那份文件。之后，他吩咐秘书：“你去结下账吧！”“怎么？我们前后用了不到一个钟头，还要交钱？”秘书有些不乐意。“这一个钟头里也许就有客人要住这间房呢。这不就让我们搅了他们的生意吗？”秘书只好去付钱。可经理说什么也不同意，急忙找到总理：“总理呀！您批文件也是办公事，怎么能自己掏腰包呢？再说这客房本也是空着的嘛。”“我还使用了你们的卫生间呀。”经理拗不过，只好作罢。秘书按饭店住宿标准，交了15元钱。开了一张发票，留作下月总理工资里扣钱的凭证。

　　工作人员耳闻目睹周总理廉洁奉公的作风，自然而然也养成了不贪身外之财的好习惯。

　　对身边工作人员一向严格要求，尤其在公私分明等原则性问题上更是寸步不让。1956年以前，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个稀罕物，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里收听广播。为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

　　很快总参谋部就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一天，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告诉了父亲。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

　　由于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夫妇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过了许久，得知此事后，马上让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边工作人员开了会，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秘书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伙食大打折扣，周日也只有一盘荤菜。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由于劳累过度，面容越来越憔悴。跟随陈云工作多年的朱骅到北京看望他时，看到老首长生活如此艰苦，心里很难过，于是购买了一些补养品送去，想给陈云补补身体。这种完全出于关心的淳朴感情，却遭到陈云极为严厉的批评。

　　陈云问：“买这么贵的东西，钱从哪里来？”朱骅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陈云继续说：“如果你用个人的钱买，我只能劝你不要这样办，但无法进行批评。可是现在的供给标准很低，补贴费很少，你没有这样多的钱。如果你用公家的钱来买，请问谁给你的权力，让你慷国家之慨？”朱骅面红耳赤，十分尴尬。陈云进一步指出：“建国后，我们已成为执政党的党员，一言一行都要做出榜样，每个员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我们是贫穷的国家，人民生活很苦，他们辛苦劳动，为国家积累财富，我们要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决不可用公款送礼。你真是胆大妄为，给党的脸上抹黑。应该明白，一角一分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啊！”朱骅被批评得哑口无言，诚恳地承认错误。告别时规规矩矩地敬了一个礼，带着礼品自语道：“我把这些东西送给机关幼儿园去。”

　　陈云不收礼，是有口皆碑的。他常说：“很多人送礼是因为有求于我，我若收下，以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有一次，陈云外出视察后返京，火车就要开动了，当地派来送行的两位才悄悄跟陈云的秘书说，陈云身体很虚弱，缺乏营养，当地领导经商议决定，送给首长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蔬菜。鸡和蔬菜是装在一个柳条筐里，偷偷从车厢后门抬上来的，瞒过了工作人员。怎么办呢？大家感到有些棘手。工作人员先是说明，陈云是一贯不收任何人送的礼物的，请他们下车时把东西带回去。但两位坚持说，这不是个人单独送的，是当地几位领导共同作出的决定，保证的身体健康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工作人员只好如实向陈云作了汇报，并建议，东西既已送上车，再要他们拿回去，面子上也说不过去，不如按市价把东西买下来算了。陈云听完情况和建议后说：“这个先例不能开，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跟他们说，心意我领了，东西我不能收。”最后，东西还是被带下了车。陈云用实际行动教育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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