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出版

　　张寅，1986年生于陕西西安，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考古文博系副主任，国际长安学研究院长安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先后获历史学、哲学学士学位，历史学博士学位。2014年至今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2016-2017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访学，2020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要致力于东周秦汉考古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发表考古简报、学术论文十余篇。

　　文献中记载的东周西戎应是一个复杂的族群，它主要由两支不同的人群所构成，一支为西北地区土著族群，一支为北方草原地带南下人群，这两群人所使用的文化构成了东周西戎文化的主体，并决定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多样性。由欧亚草原文化、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共同构成的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500年中，东周西戎人群在北方的牧业文明与南方的农业文明的交融中，保持着源源不断的活力，并在众多民族中脱颖而出，格外璀璨、耀眼。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这段话基本代表了战国时期居住在东亚大中原地区华夏族群对周边四方之地非华夏族群的大致区分及泛称。实际上，这种区分并非始于战国，而是由来已久。从文献记载看，大约在夏商时代就已初见端倪，至两周时代逐渐清晰化。尽管所谓夷、蛮、戎、狄的称谓并非绝对按照方位，如北方有山戎、西戎亦曰西夷，或戎狄、蛮夷并称，但大体上的区分还是存在的 。

　　就西戎而言，见之于文献记载，主要为晚商及两周时期。这一时期的西戎，主要指居住在陕西关中盆地以外的西部山地及西北黄土高原一带的非华夏族群。也就是说，所谓西戎首先是一种地域概念，即西地之戎。其次是一种文化概念，即区别于华夏族群，自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从考古学文化层面可以明显区分出来的族群。然而，属于西戎的考古学文化并非单一，而是包含了多个考古学文化。其三，所谓西戎并非自称，乃是华夏族群给予的一种统称或泛称。由于西戎族群长期处于相对分散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部分西戎族群曾一度建立国家），其具体称谓颇为复杂，见于文献记载的西戎族名不下二三十种。

　　当然，有关西戎族群的活动地域也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动。例如，商时期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族群主要活动于黄河上游的支流洮河一带，大约在商代晚期及西周时期才迁徙至陇西、陇南及陇东地区；而东周时期，来自北方草原地带的一些游牧或半游牧部落占据了陇山东西两侧，也成为西戎的一部分；更由于秦人的崛起，特别是受秦霸西戎的影响，除一部分土著西戎族群仍在原地域继续存在外，一部分则迁徙至中原地区，如关中的西戎移民、陕晋邻近处北洛河的戎人、河南伊洛河流域的陆浑戎等；另有一部分则南下至川西南，与当地文化融合；而汉晋时期，西戎则指更为遥远的河湟之地的少数族群。

　　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因与周秦毗邻，周秦王朝的兴衰与之密不可分，从这个层面上讲，西戎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尽管历史文献及铜器铭文中对西戎族群的活动留下了不少记载，但总体上较为简略，且缺漏甚多。特别是东周时期，西戎族群分化严重，支系众多，迁徙变动频繁，我们仅从文献记载很难弄明白其来龙去脉。因此，考古发现与西戎考古学文化研究尤为重要，甚至在观察西戎族群活动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目前，在甘肃中东部、东南部以及宁夏中南部一带，即陇山东西两翼，经考古调查发现的东周西戎遗址（或墓地）已超过60处，其中，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东周西戎遗存有10多处。例如张家川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连续十多年的发掘，其文化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此外，近年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史家河战国西戎墓地，河南伊川徐阳陆浑戎墓地的大规模发掘，使得我们对东周西戎族群的内迁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张寅于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习，历经本科、硕士、博士。我作为他的导师，其间多次安排他参与甘肃、陕西地区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张寅的本科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也均与此有关。2014年毕业后，张寅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并继续相关研究，目前已发表与东周西戎考古相关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并顺利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这本《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即是张寅多年来对于西戎文化认识的系统总结，可以说在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主要学术成果有以下几点：

　　其一，首次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分为八个类型，对各类型的年代分期、分布地域、文化因素构成、生业模式，以及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其二，系统论证了东周西戎族群及考古学文化的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带，从春秋晚期开始，这群人自北向南迁徙，保留了自身强烈的北方草原文化传统，以“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等为代表；另一则是原本生活于甘肃东部地区的土著西戎，其文化来源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活动于此的寺洼文化，以“毛家坪B组类型”等为代表。

　　其三，探讨了东周时期西戎文化与欧亚草原中部游牧文化、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中原文化、西北土著文化的关系，从文化交流视角，更加清晰地辨明了东周西戎族群的构成及其文化特色，明确了西戎部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四，除系统分析了甘陕地区东周西戎文化代表性陶器“铲足鬲”“带耳罐”外，还辨识出一种“戎式罐”，对东周西戎文化的认识大有裨益。

　　其五，对于历史上煊赫一时的西戎族群的去向，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成果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勾勒出东周时代华夏族与西戎族群逐渐融合的历史态势，完整了西戎族群的生命史研究。

　　总之，该书全面而深入，创新性突出，对推动西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发掘相对有限，特别是陇山东侧西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尚少，致使文献记载的一些西戎重要族群，如著名的义渠戎国，目前还难以与考古学文化挂钩。这些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也希望张寅能够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

　　这本书是对我十多年来学习、探索西戎考古学文化心得的一次汇总。2006年，赵化成、杨哲峰、沈睿文、韦正四位老师带领我们北京大学本科2004级考古班的全体同学，前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进行四个月的田野考古实习。其间参观了刚刚发现不久、正在发掘中的张家川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两处遗址均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一个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有幸参与其中，当时的震撼与骄傲是可想而知的。这次实习之后，我坚定了跟随赵化成老师学习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想法。

　　大学四年级保研之后，属实是一段轻松的时光，选定一个题目并着手开始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成为唯一的学习任务。在阅读完俞伟超先生《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及赵化成老师硕士毕业论文《甘肃东部秦文化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后，我大胆地向赵老师表达想要沿着秦、戎关系的方向继续研究的愿望。赵老师十分高兴，但表示若想看清秦文化的来源、构成及发展，对于西戎文化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他建议我先熟悉西戎文化材料，以东周时期西戎考古遗存为对象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赵老师手把手地教导我如何进行学术研究，使我在本科毕业时，有点入了考古学研究之门的感觉。最终的论文，赵老师应当是满意的。在他的鼓励与推荐下，论文中有关陕西关中地区东周西戎遗存的研究被单列出来，投稿《考古与文物》，得以录用。这也促成之后有关东周西戎文化“关中类型”的思考，也是我对西戎考古学文化展开研究的起点。

　　硕博研究生阶段，正值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五家单位合作的“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快速推进时期，在赵老师的安排下，我先后参加了甘肃秦安县“三普”调查、陕西关中地区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考古调查，甘肃清水李崖、甘谷毛家坪遗址的考古发掘等工作，接触到大量第一手秦文化、西戎文化考古资料。赵老师还带我参加了“戎狄之旅”“秦赵之旅”两次学术考察，行程遍及北京、河北、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各县市，一路见闻及同行老师们的真知灼见，都为我理解西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极大帮助。

　　学问有时是逼出来的。在博士研究生三年级时，赵老师让我在他给研究生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研究”课程中，以“东周西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题作汇报。这迫使我收起贪玩之心，对之前有关西戎遗存的一些零散的、模糊的认识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在老师的启发下，我初步形成东周西戎文化是由寺洼支系和草原支系两个系统构成的观点，搭建起有关东周西戎文化认识的逻辑框架。至今我依然记得汇报结束后，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老师露出的笑容。

　　之后，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以《两周时期陇山东西两侧考古学文化研究》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论文利用考古新资料，对周、秦、西戎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进行了探讨。在这过程中，我清晰地认识到，东周西戎族群作为跨地区、跨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要想全面理解其来源、发展及去向，必须将东周西戎文化置于文化交流的视野之下进行研究。但受当时能力所限，这部分研究并未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展开。幸运的是，工作后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我得以继续东周西戎文化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研究，补全了有关东周西戎文化认识的重要一环。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项后，我计划出版结项成果，当时向赵老师求序，老师欣然应允。可后来因为出版经费等原因，事情进展较慢，作序的事也耽搁下来。当真正进入出版流程之时，赵老师已身患重病。2023年，频繁往返北京探望赵老师，眼见老师病情愈沉，每每求序的话到嘴边，念及老师身体，又都咽了回去。不想，在最后住院时光中，老师竟问起作序之事。此时老师已无力写作，经同意，我利用他论文中有关西戎文化的论述和早年为我写下的相关项目鉴定评语，拟合成书序。老师阅后，回复：“挺好！”颤抖地签名，并饶有兴致地翻了翻校样，对书名、结构提出了许多珍贵的修改意见。可以说，这部书稿中对于西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每一点进展，都是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取得的，无一不凝结着老师的心血。

　　老师如父，从求学至工作，赵老师给予我太多的关爱。他深爱着考古，尤其是对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情感。即使在病程后期极其虚弱的情况下，每每与我们弟子聊天，提到最多的依然是他对于秦、戎研究的新观点、新思路，以及他无法继续探索下去的深深遗憾。老师的精神必定感召着我们继续前行。永远怀念恩师赵化成先生！

　　多年来，“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在甘肃、陕西等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我有幸参与其中多个重要遗址的发掘及整理工作，并被允许使用许多尚未发表的秦文化与西戎文化新资料进行研究，这是应当十分感谢的。项目组的信立祥、焦南峰、王辉、张天恩、赵丛苍、田亚岐、戴向明、梁云等诸位师长，对我的研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许多认识也深受他们的研究成果启发，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刘绪、徐天进、杨哲峰、孙庆伟、雷兴山、陈建立等老师，我对西戎文化的探索始于求学时期，一直得到各位老师的关心与指教。

　　感谢游富祥、周繁文、耿庆刚、张晓磊、潘攀等同门，以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红伟、王永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付建在写作过程中的帮助和意见。

　　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后，一直得到考古文博系张懋镕、曹玮、徐涛、朱君孝、杨瑾、郭妍利、毕经纬等各位老师的关心与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学院李秉忠院长、孙伟书记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编辑缪丹是我的同学，感谢她在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各个环节给予的大力帮助。感谢我的研究生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康晨、梁祎宸、赵学敏、郭逗逗、赵睿彬、马奕琳、王伊妹、杨钰峰等同学分担了大量校对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付出太多，而我无以为报。感谢妻子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是我最温暖牢靠的港湾。这本书献给他们，也献给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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